·外貿出口是我國經濟發展的三大驅動力之一，今年我國出口形勢發生巨變。

　　·對于多數利潤微薄的中國企業來說，人民幣升值就像“壓斷駱駝脊背的最后一根稻草”。

　　·中國應保持人民幣匯率的“自主、可控、漸進原則”，給予企業一定的時間和空間，以調整出口戰略和產品結構，轉變出口增長方式。

　　悲觀的情緒彌漫在中國出口企業之中。最新數據顯示，2008年以來，中國出口順差已連續第三個月下降，國內外復雜因素集合而來，給2008年的中國外貿行業投下了巨大陰影。

　　內外因素挑戰中國外貿

　　在4月15日開幕的中國第103屆廣交會上，商務部部長陳德銘分析了當前影響中國外貿的四大主要因素：美國次貸危機對發達國家市場和消費信心都造成了負面的影響；國際市場原材料價格增幅加大；人民幣匯率變化大；去年以來有關部門實施了一系列宏觀調控政策措施，如下調出口退稅等。“多因素組合在一起后，對企業的出口產生了影響。”

　　4月1日，里昂證券發布了3月份中國采購經理指數(PMI)，PMI指數旨在反應制造業的健康狀況，是國際通行的宏觀經濟監測先行指標體系。PMI高于50表示制造業處于擴張趨勢，反之則反映制造業出現萎縮。令人憂慮的是，在PMI中占30%權重的中國訂單出口指數已經連續兩個月出現下跌，僅為50.9，創14個月以來的新低。這意味著出口訂單需求持續下滑，分析表明，這種出口不振可能會長期化。

　　4月30日，商務部發布了春季《中國對外貿易形式報告》。報告指出，我國對外貿易面臨國內外環境趨緊，不確定因素正在進一步增加。我國主要面臨三大不確定因素。世界經濟和貿易增長放緩是我國出口形勢所面臨的最大的不確定性。美國次貸危機的影響正在向消費、投資等實體經濟縱深發展。2007年歐盟、美國、日本為中國最大貿易伙伴。其中，美國占中國直接出口額的17.5%。從世界貿易結構看，如果美國經濟陷入衰退，那么歐盟、日本的經濟要受到不同程度的影響。

　　同時，國際市場初級產品持續上漲，作為制造業大國和貿易大國，中國成為原材料上漲的主要承擔者，出口企業利潤空間受到擠壓，盈利水平下降，經營壓力增加。商務部提供的數據顯示，一季度，我國原油、成品油、鐵礦石、大豆、食用植物油的進口價格分別增長了66%、60.6%、80.6%、77%和69.9%，而受國際市場需求低迷、競爭激烈制約，工業制成品的價格漲幅遠遠落后于初級產品，靠提價轉移原材料成本上升越來越困難。

　　另外，國內人民幣升值加快，原材料漲價、勞動力和環保成本上升，利率提高以及外貿政策調整等因素產生疊加效應，今年以來我國出口增長呈現不斷放緩走勢。如果出口增長下滑過快，甚至比GDP增長速度還要低，很可能影響一部分地區的就業和稅收。外需收縮帶來的負的乘數效應將抑制內需。

　　出口企業生存告急

　　外貿出口是我國經濟發展的三大驅動力之一，今年我國出口形勢發生了巨變。其中，紡織行業的遭遇具有很強的代表性。

　　“2008年，三分之一紡織企業瀕臨倒閉。”1月初，這個消息在媒體之間爭相轉載，這引起了政府的注意，國務院高層批示，要求國家發改委和商務部進行調查，因此，各相關機構進行了大量調研。紡織品是中國最有代表性的出口商品之一，去年的外貿順差為1500億美元。

　　春節過后，中國紡織業協會對6省紡織業進行摸底調查，被調查的江蘇、浙江、山東、廣東、福建和河北省的出口量占全行業的85%，集中了中國最有實力的紡織企業和產業集群。

　　據了解，2007年三分之一的紡織企業創造的利潤占整個行業的80%，這些企業利潤率大多有6%—10%，而整個行業的平均利潤率只有3.9%，受到各方面影響，紡織企業長期訂單已經很難拿到，即使創造利潤的三分之一企業也正經歷最難熬的日子；而目前紡織業三分之二的企業利潤率只有0.62%。

　　人民幣的快速升值被許多出口企業認為是導致紡織行業步入困境的首要因素。2008年一季度人民幣對美元升值達到4.49%，超過了2006年全年和2007年1－7月的漲幅。我國紡織品出口基本上是用結算方式，一季度人民幣兌美元的升值已使該行業出口企業普遍遇到很大困難。加上交貨期一般在3－5個月，企業計價時要考慮到幾個月以后的匯率水平，多數企業用6.6－6.7的水平計算。第103屆廣交會表明，現有客戶往往不能接受美元報價進行提價，訂單因而轉向越南等其他國家，而我國企業的利潤空間基本上消失。

　　“人民幣升值對輔料行業有一定的沖擊力，由于受此影響，原材料價格普遍飆升，而利潤卻沒有相應增加。現在，人民幣每升值一個百分點，紡織品出口利潤就出現不同程度的下滑。” 4月12日，在對外經濟貿易大學中國開放型經濟研究所正式成立的大會上，中國紡織品進出口商會副會長王宇對記者說。

　　與紡織業不同，中國的機電產品是得到政府扶持鼓勵的出口產業，即便如此，機電產品的出口并未能幸免受到人民幣快速升值波及。

　　據中國機電產品進出口商會提供的數據，2007年全年機電產品出口增速為27%，但今年增長卻大幅下降，預測2008年全年機電產品出口增長大約會下降5個百分點。

　　客觀分析，導致出口加工企業運營困難的主要因素，除了人民幣升值的因素外，還有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原材料與上游產品價格大幅上漲。綜合計算，由于原材料及上游產品價格上漲，國內企業生產成本上升了20%—30%，成為推動企業成本上升的第一因素。

　　第二，國內外貿政策的變化。近幾年來，由于國際貿易順差不斷拉大，國內被迫調整了外貿的出口政策。調整的基本方向就是對勞動密集型低加工工業的出口予以限制，給企業制造了很大的成本。尤其是對紡織鞋帽、珠寶首飾、皮革、加工、飼料等傳統優勢產業沖擊較大，這些企業又集中在珠三角地區。

　　第三，央行實施貨幣從緊政策影響。央行嚴格限制貸款規模，進一步加劇了出口加工企業資金困難。

　　第四，美國次貸危機的影響。次貸危機重創了美國經濟，也重創了美國對中國商品的需求。2007年下半年以來，珠三角地區紡織服裝企業來自美國的訂單大為減少，2008年1月，我國對美國出口比去年同期增幅大幅回落到22.7%。

　　第五，出口加工型企業的勞動力成本上升是一個重要因素。2002年開始，包括珠三角、長三角在內普遍蔓延的“民工荒”帶來需求不足型勞動力價格上漲。

　　2004年“民工荒”在珠三角集中爆發，尤其以電子、玩具、制衣、電腦、制造業等行業缺工最為嚴重，2006年珠三角地區農民工達到200萬人，“民工荒”的實質是“廉價民工荒”，為了留住工人，企業紛紛調高工資。目前看來，由于勞動者相對收入低，造成內部失衡，推動了外部失衡加重，形成惡性循環。內部需求不足，產品嚴重依賴外部需求，外貿依存度越來越高，外貿順差不斷擴大，外匯儲備不斷增加。同時，為了獲得國際市場競爭力，出口產品壓低價格，只能在國內進一步壓低勞動力成本，內外失衡進一步加劇。

　　這種發展模式也將受到法律規范的制約，降低勞工福利與保障水平，降低勞工權利，不僅有悖于以人為本及企業社會責任的世界范圍的進步浪潮，同時也被中國頒布實施的《勞動合同法》制約。

　　出口困境帶來工廠關閉和失業增加

　　在減順差、人民幣升值、下調退稅、征收滑準稅等政策的疊加效果擠壓下，一些產品附加值比較高，產業鏈比較長的品牌企業面對調整承受力較強，但絕大多數中小企業將被擠壓掉。

　　山東淄博約有紡織品企業3000多家，目前大約30%左右的出口訂單已轉至周邊國家。如果這種情況繼續下去，預計有10萬多人面臨失業；

　　江蘇江陰某鎮600家紡織企業中，已有60多家關閉；

　　據上海美國商會近期調查，17%的企業會員打算將在華企業轉至周邊國家。

　　更重要的是，如果這些紡織企業陷入絕境，將危及1500萬人的就業。勞動密集型的紡織業是不折不扣的民生產業，中國紡織業有2000多萬工人，其中1300萬是農民工，如果三分之二的企業有倒閉風險，對社會的穩定將會產生很大的威脅。

　　另一方面，中國與印度、越南等國家在國際市場上競爭激烈，正處在較勁的關鍵時刻，而目前國內很多企業，包括一些外資企業紛紛向這些國家轉移，逼使我們把經過多年努力打拼出來的市場份額拱手讓出。

　　其他出口行業的形勢也同樣不容樂觀。最近，對外經貿大學中國開放型經濟研究所對紡織、輕工、五礦化工等行業的進出口商會，以及浙江、江蘇、廣東、貴州等地企業的出口形勢進行了調查。調查結果顯示，美國次貸危機深化、世界經濟下行大勢持續，在這樣外部環境惡化的情況下，加之人民幣對美元加快升值、原材料大幅漲價、出口退稅率調整、新勞工法實施和利率提高等因素影響，我國出口面臨嚴重困難。與此同時，出口困境帶來工廠關閉和失業增加問題正日益凸顯。

　　有一種意見認為，我國經濟發展應該加大內需，減少對出口的依賴。舉出理由是，美國私人消費占GDP的70%左右，而我國2006年居民最終消費只占GDP的39.2%。但這兩種統計方法是不同的，不可比的。美國私人消費中，涉及物質產品的只占三分之一。2006年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為43077.3億美元，占當年GDP(131947億美元)的32.6%；而我國2007年的這一比重是36.2%，實際上是高于美國的。

　　由于出口只涉及物質產品。因此，擴大國內物質消費占GDP中的比重，并由此減緩出口，拉動經濟發展的空間很小。

　　目前中國制造業總量居世界第二位，有172類產品的產量高居世界第一位，完整的產業體系造就了中國作為制造業大國的基礎。但是，可能到來的產品轉移潮讓更具勞動力成本優勢的印度、越南、柬埔寨等國家有了更多的發展機會。

　　5月初，一個由香港貿發局連同香港制衣同業協進會和香港鞋業總會組織的43家制造企業考察團奔赴越南和柬埔寨進行實地考察，目的是探討將生產線移至越南和柬埔寨的可行性，舒緩在“珠三角”生產線的成本壓力。

　　其實，在國內生產成本不斷上漲的情況下，珠三角和長三角地區很多制造業企業都在考慮遷離，而且個別的產業轉移正在形成集約轉移。

　　不同類型的企業的處境不盡相同，對于以原材料為主要成本的產業，如珠寶、金屬或其他貴金屬等原材料多以美元結算，成本壓力較小。對于勞動密集型的產業，工資以人民幣計算，人民幣升值使成本和盈利產生了直接的影響，同時，工資上漲、加工貿易的政策變化更是雪上加霜，使制造成本飆升。

　　然而，我國中西部仍然有發展空間，為什么不能引導這些企業遷離的“集體行為”轉向中西部發展，顯然在投資環境和投資政策上還有許多需要完善之處。

　　作為一個區域差別巨大和產業高度多元化的大國，中國決不應該忽視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這涉及到就業和民生。

　　對減少貿易順差的反思

　　“減緩貿易順差急速上升的勢頭，對于減少流動性過剩、緩和同主要貿易伙伴貿易摩擦是必要的，但政策控制需要適度，主要應通過擴大進口和海外投資來逐步解決，而不應通過犧牲出口來達到目的。” 商務部政策研究室副處長盛寶富在對外經濟貿易大學中國開放型經濟研究所成立大會上表示。

　　貿易順差只不過反映了國際間商品的流向。一部分國家為順差，另一部分國家為逆差，全球范圍內達到平衡，這是正常情況，并將長期存在。例如德國長期擁有巨額貿易順差，2007年達到1988億歐元(按現行匯率約合3100億美元)，比上年增加398億歐元(約620億美元)，順差總額和凈增額均超過中國，但世界上并沒有指責德國順差過大的聲音。上個世紀80年代初，日本對美國擁有巨額順差，美國對其施加強大壓力，要求日本政府制定減少順差指標，被日本政府斷然拒絕。日本政府認為貿易是企業的事，是市場力量使然。而日本除了汽車實行“自動控制”外，主要通過大規模投資美國，從而改變貿易格局，這一過程大約花了20年時間。

　　因此，我們應當進一步認識貿易平衡的客觀規律，看到全球化環境下我國所處產業鏈的特點，以及貿易順差將長期存在的必然性，不要為美國和歐盟的壓力所動。同時盡量按市場力量予以引導，經過一段過程，逐步發生轉變，政府應盡可能減少對出口的直接干預。

　　鑒于出口對于我國經濟發展具有重大意義，不能輕易下降。權威部門測算，我國出口年增率應不低于15%。

　　人民幣在未來還有升值空間嗎

　　目前，中國貿易最大的失衡是貿易順差，而削減順差過大的惟一的辦法是控制出口增長和促進進口增長，順差傳統上使用兩種手段，第一是控制產能，不僅是輕紡工業，重點還在重工業，如鋼鐵、機械、化工和工業原材料。這些產業龐大的過剩產能，促使凈出口快速增長。過去四年來，國家一直在努力控制這些產能，但是成效不大。第二個解決方案是讓人民幣大幅升值。2005年人民幣匯率機制改革以來，人民幣對美元進行了緩慢升值。“穩健”是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中的基本要求，“歐元之父”羅伯特·蒙代爾曾多次表示，人民幣對美元應保持穩定的狀態。

　　然而，從2007年以來，人民幣對美元開始不斷大幅升值，似乎轉變了中國政府一直堅持的“主動性、漸進性、可控性”原則。

　　流動性過剩和通貨膨脹如鬼影雙魅，沖擊著所有領域原有的價格平衡體系，為了控制流動性，央行頻繁動用了利率、存款準備金、定向央票等幾大利劍，在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共同努力下，流動性趨向緊縮，但是，按下葫蘆浮起瓢，緊縮國內流動性將使人民幣升值的壓力加大。

　　相當一部分經濟學家認為，中國宏觀經濟過熱是因為內部經濟失衡與國際收支不平衡造成的，部分央行官員認為，目前流動性過剩和通脹是“輸入型”的，是“雙順差”結果。加快人民幣升值是解決當前問題的有效辦法。

　　然而，央行力圖通過匯率加速快跑來減小通脹壓力的戰術受到了挑戰。一季度的數據表明，盡管人民幣達到了空前的升值速度，但是其對于CPI的緩解并不明顯，反而使人民幣的升值帶來了更強勁的升值預期，刺激了熱錢的流入，外需急劇下降，出口企業紛紛告急。

　　人民幣繼續快跑之后，我們需要冷靜分析后果。人民幣升值到一個什么水平最理想，這個問題有很多答案。曾經有人說過：“如果在別人希望人民幣升值時升值就是中了陷阱。”

　　2007年1月4日，《亞洲華爾街日報》報道：“對于一直嚴格控制外匯的中國而言，人民幣如此快速升值實屬罕見。此前，中國企業在防范和應對人民幣兌美元匯率波動風險方面幾乎是一片空白。”

　　人民幣在未來還有升值空間嗎？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經濟評價中心主任劉煜輝認為，升值空間取決于兩個方面，一個是取決于美國次貸危機未來的發展趨勢，更重要的是取決于，中國巨大的貿易順差能否回落。由于中國大部分產業處于世界產業價值鏈的中低端，對進口產品價格影響非常小，但是由于我國產品的對外出口大多是以美元進行結算，人民幣升值之后，出口產品價格上升，直接影響我國在國際市場的競爭力及整個出口行業。出口企業已經沒辦法消化人民幣升值的壓力，產業的轉型是有時間和條件的，剩下的途徑或者是企業外遷，或者就是選擇倒閉。

　　我們必須關注大量出口企業的倒閉，與大量出口產品的下滑現狀，這將引發嚴重的就業問題出現，而就業是人們獲取收入和社會保持穩定的主要途徑，出口增速的下降也會拖累中國經濟的增長速度，解決當前諸多的社會問題和經濟問題，需要經濟必須保持一定的增速。

　　人民幣對美元大幅升值的效應分析

　　人民幣對美元大幅升值造成的弊端是明顯的。那種認為人民幣對美元大幅升值可以減少對美順差的想法顯然缺乏科學根據。

　　第一，20世紀70年代以來，美國全球貿易逆差的歷史，無法證明美國貿易逆差同美元匯率之間有何關聯。導致美國長期貿易逆差的原因是美國產業結構的調整；導致美國逆差猛增或減少的基本原因是美國經濟周期的起落。2001年和2007年，美國全球貿易逆差都出現了絕對下降(分別下降255.4億和215.9億美元)，但美元匯率形勢完全不同。2001年是強勢美元時候，1歐元只合0.83美元，但2001年美國經濟只增長0.8%；2007年則是弱勢美元時候，1歐元達到1.50美元，但同樣面臨美國經濟疲弱，2007年美國經濟放慢到2.2%。

　　第二，歷史表明，美國對中國的貿易逆差，同人民幣匯率沒有直接關聯。據美國官方統計，1998-2004年人民幣同美元匯率掛鉤期間，美國各年從中國進口分別增長13.8%、14.5%、2.3%、2.2%、22.4%、21.7%和29.1%。其中僅增2.2%的2001年是美國衰退的年度。可見根本原因仍是美國經濟情況，而不是匯率。

　　第三，今年1－2月美國進口的情況表明，進口放慢并不同匯率相聯系。該期美國從中國進口增長3.6%，從歐盟進口增長12.2%；而歐盟比人民幣更加堅挺。

　　第四，人民幣對美元匯率的上升并未體現為我國產品對美出口價的上升(從而抑制對美出口)。大量事實證明，我國產品對美難以提價，否則訂單將轉向其他國家。

　　令人驚訝的是，盡管一年來美元對世界主要貨幣大幅下跌，美國進口價格并沒有大幅上升，出口價格也沒有大幅下跌。2008年3月與一年前相比，進口價格指數僅上升5.4%，出口價格指數卻上升5.6%。二者基本持平！

　　第五，人民幣對美元的大幅升值并沒有像美國一些政客們所要求的那樣，保護了美國國內工業。今年1-2月美國資本設備、汽車零部件和消費品進口明顯放慢，生產絲毫沒有好轉。制造業新訂單今年前3個月連續下降，其中2月份環比下降0.9%，3月份下降0.3%。

　　因此，要求人民幣對美元大幅升值，不過是美國一些政客打壓中國的借口。我們一定要以我國自身的利益為基點。

　　另外，認為人民幣對美元大幅升值可以抑制國內通貨膨脹的想法是不現實的。

　　首先，我國當前CPI漲幅居高的主要原因是糧食和農產品大幅漲價。2008年3月份CPI同比上漲8.3%，其中食品上漲21.4%，居住上漲7.0%，衣著下降1.7%，家庭設備和用品上漲2.5%，醫藥衛生類上漲2.5%，而食品進口在我國總消費量中比重很小。這說明人民幣匯率起不了什么作用，初級產品進口約占我國進口35%，對我國CPI總水平影響有限。

　　其次，本幣升值未必抑制通貨膨脹。歐元比人民幣更要堅挺，但歐盟今年CPI漲幅預計從2007年的2.1%上升到3.2%，遠超過歐洲央行2%的容忍線。

　　再次，本幣貶值未必加劇通貨膨脹。美國2008年3月份CPI指數同比上漲4.0%，其中能源上漲17.0%，食品4.5%。除能源與食品外僅為2.4%，未超過聯儲2.5%的容忍線。

　　人民幣對美元大幅升值，不應成為政策取向。

　　什么是國際輿論，制造人民幣升值壓力的實質

　　2007年，人民幣累計升值約6.5%，成為去年亞洲貨幣中漲幅居前的貨幣。2008年，人民幣升值更加提速，然而歐美主要發達國家仍然頻頻向中國施壓，并實行一系列新保護主義貿易政策。美國財長鮑爾森向美國國會表示，他對中國匯率改革的步伐感到“失望”；歐洲央行(ECB)在報告中也對人民幣升值緩慢表示不滿意，并指出，中國若不加大人民幣兌美元的升值力度，則會面臨貿易保護主義的對抗風險。

　　2008年1月，美聯儲大幅降息導致中美利差進一步倒掛，人民幣中短期升值的壓力明顯加大，2007年12月我國CPI上漲6.5%，2008年2月我國CPI上漲8.4%，加大了人民幣升值壓力，據國內外相關機構預測，今年人民幣升值預期均在10%左右。

　　在國際貿易中，美國在制高點上，中國在低位上，中國沒有過多的選擇余地，美元的霸權體現在所有產品的交易權上，美國只要控制住一些商品交易的戰略點，無論升值和貶值對它都有利。例如，過去中國通過外匯貿易換取美元，然后購買大量美國國債，而美國國債作為美國中央銀行的資產，放在了資產項目上，因而，美聯儲部分控制了中國的貨幣供應量，中國出口換匯后又發行人民幣，購買美國國債越多，資產越大，相對應的負債越大，人民幣的供應量也更大。

　　其實，美國的資產泡沫化現象相當嚴重，美國的金融衍生工具資產總值已經到了44000億美元，如果用格林斯潘的定義，流動性是社會經濟體中金融資產的總和，美元的流動性過剩遠比人民幣嚴重，由此，相對于美元、人民幣實際在升值。

　　那么，國際輿論一直在督促人民幣升值，除了貿易不平衡因素，還有哪些因素？

　　依據傳統理論，人民幣升值不利于出口，有利于進口，而實際狀況是“中國買什么，什么價格大漲，中國賣什么，什么價格下跌。”

　　我國的戰略和政策制定不可能以美元利益為基點，美國制造壓力的實質是在進行戰略威懾。其邏輯是，人民幣不斷升值，吸引的熱錢越來越多，資產通貨膨脹現象越來越嚴重，引發經濟結構失衡，整個經濟體變得脆弱。此時外部風險將利用內部失衡對中國進行打擊，包括沽空人民幣，沽空股市，在股指期貨推出，資本賬戶開放，資產流出的通道全部暢通后，我們不僅要關注內部風險，還要關注造成金融體系脆弱的外部風險的防范。

　　面對美國的戰略威懾，美國同樣需要對全世界做一個負責任的金融大國，次貸危機后，美元不斷貶值，美國在向全世界輸出金融危機，給中國經濟帶來巨大負面的作用。

　　中國應該樹立債權人的概念，如果把人民幣升值和美國國債持有量掛鉤，美國的壓力是沒有著力點的。

　　而今年中國的雪災和地震災害震驚世界，不僅影響GDP增長，同時需要重建家園和就業安置問題，任何國家的政府第一要務就是要發展經濟，解決就業，使人民安居樂業。

　　人民幣升值的底線在哪里？我們不是在別人的壓力下升值，我們應該有明確的發展戰略和科學的政策選擇。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長夏斌建議：“可以讓政府各個部門就人民幣升值對各行業的就業、產值、GDP到底有多少影響進行測算，作為政府調整政策的底線。”

　　當前，中國所面臨的內部與外部經濟環境發生了深刻的變化，中國對外開放的戰略應從“進口替代與出口導向相結合”的戰略轉向“開放競爭的綜合貿易發展”的新戰略轉型。大勢之變，中國出口企業任重而道遠。